陆建国:谈谈教育内卷,理想国以及世界观

  教育内卷,张力十足。

  当下中国社会,几乎所有家庭都被裹挟其中,相关讨论一直在进行,而内卷也一直在发生,一切似乎无解。或许,这一问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,笔者希望于众声喧哗之中,寻求一些共识,避免内卷争议沉淀为教育系统的负累与心魔。

  “内卷” 概念溯源,及其发展演化

  “内卷”一词是个舶来品,第一个把“内卷”这一概念引入中文世界的,是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。在其1985 年出版的著作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一书中,对于中国小农经济中的“过密化增长”、边际收益递减等现象,黄称之为“内卷”。

  学者陈诚、包雷有一篇学术文章,题为《内卷的产生机制与教育内卷的破解》(以下简称《破解》),该文考证了“内卷”概念的源起,最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。

  康德之后,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·戈登威泽发展了“内卷”概念,他在1936年的一篇研究原始文化论文中,“内卷化”被用来形容一种文化模式达到最终形态后,无法自我稳定,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,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。

  1963年,另一位美国学者克利福德·格尔茨在其著作《农业的内卷化: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》中,提出了“农业的内卷化”这一概念,并把内卷概念引入到社会生活领域。内卷一词引申到社会学领域后,慢慢演化为特指一种文明的停滞不前和天花板效应。

  近年来,随着教育“军备竞赛”愈演愈烈,焦虑不已的家长和疲惫不堪的孩子,让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思考中国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,问题根源又在哪里?

  于是,2020年左右,“内卷”一词迅速出圈,几乎成了描述中国教育生态的一个专有概念。对此,黄宗智先生有过一篇题为《内卷化与去内卷化简析》(以下简称《简析》)的文章,就内卷概念的泛化使用做了分析探讨,并如是描述教育内卷现象: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的递减机会,学校大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高的“劳动”来应试,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对其自身的质量评估,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高度内卷化。

  学者万维钢在讲座中,曾引用北京大学刘世定、邱泽奇两位教授的文章《“内卷化”概念辨析》,认为,内卷的本义是“内向演化”,不是内耗,而黄宗智对“内卷”的理解,实际上是对格尔茨的误解误读,黄宗智所谓的内卷实则是马尔萨斯陷阱。

  及此,我们可以知道,关于“内卷”概念,在学术圈和大众传播界之间,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理解。有鉴于此,笔者需要明确一下,本文关于内卷的讨论,是基于黄宗智先生所阐释的“内卷”概念,是大众传播过程中已经约定俗成的“内卷”概念,也是《破解》一文所界定的:内卷就是在有限空间内的激烈零和式竞争现象;内卷产生的根源是有限且封闭的空间,竞争规则是“排他性”的零和博弈。

  现实就是,基础教育高等教育,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有限,譬如清华北大985名校学位,永远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。为避免孩子在普职分流、高考遴选过程中掉队,从小学到高中,家长不得不倾其所能投入到教育“军备竞赛”之中,明知内卷,也不得已而为之,只是希望孩子能够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。

 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内卷史

  现代社会,尤其市场机制的引入,本质上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,处处强调竞争,优胜劣汰。各种压力之下,很多人开始向往低竞争低压力的社会形态,可是,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吗?

  人类历史本就是一部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进化史,也是一部惨烈的内卷史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,无边无际的原野与森林,为衣能蔽体、食能果腹就已基本满足的人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存资源。那时人类之间很少内卷,可是,那时的人类更多要和老虎狮子卷,在外出采摘或捕猎的路上,在栖息地或睡梦之中,一不小心,就可能成为猛兽的口粮。

  后来,人类结成氏族,结成部落,结成城邦,人多力量大,和动物对抗的能力增强了,可是,随之而来的是氏族之间、部落之间、城邦之间,为了生活生产资源,为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,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夺和战斗,有文字记载的,典型如希腊城邦混战,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。

  春秋战国时代,诸侯林立,封地有限,王子王孙不断繁衍,随着时间推移,供需矛盾不可调和,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发展,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成就霸业,诸侯之间战争不断,从一二百个诸侯国,一直卷到只剩下战国七雄。同样,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攻击侵扰,也是因为文明内部生存资源短缺,无以为继,必须通过对外掠夺,才能让共同体生存下去,于是,内卷就外化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混战。

  中世纪西方所谓的“十字军东征”,实为十字军东侵,同样是文明内部出现生存危机之后,内卷的溢出效应所致。文一教授在《科学革命的密码》一书中,就十字军东征这一历史现象做了深入探究,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“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其实处于一种长期的内部混战状态,教皇把这种内卷化力量变成了一致向外的暴力而获得了宣泄”,因为“十字军在1096年内春天开始聚集时,北欧地区刚刚在过去一年经历了一场大饥荒”。

  曾两度被搬上银幕的日本小说《楢山节考》,叙述了一个残酷的人间悲剧。故事的背景是上百年前日本信州楢山下的一个偏远村落,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,山村异常贫困,食物资源极为匮乏,于是,这个村庄古老相传一个残酷的弃老习俗:家中超过70岁的老人,会被背入楢山中祭奠山神。实际上,这是人为抛弃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,不能创造价值,却又占用了生存资源的老年人。

  所有内卷,本质上,都是“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所致,供给增长是算术级,需求增长是指数级,二者难以匹配,必然内卷。马尔萨斯人口论,就是建立在“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,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减少”这一物理真相之上的,简单概括,就是狼多肉少、僧多粥少,如果不能对外掠夺寻求增量,就会陷入存量争夺的零和博弈困局。

  由蒸汽轮机、电力和内燃机先后引爆的两次工业革命,将人类社会拖入大工业文明时代,兼之市场经济的建立,使得生产力得到空前提升。之后,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破,引发以核能、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,一系列颠覆性科技产品、终端消费品的出现,又一次为人类社会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红利。

  可是,即便如此,困于地球上的人类整体上仍然面临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争夺。一战二战,以及之后全球各地的地缘政治战争,站在唯物史观角度,基本都是国家之间为解决内卷问题向外转移矛盾而引爆的利益之战。至于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,不过是对西方文明扩张性和侵略性的一种理论粉饰。

  当今世界,全球范围而言,大众媒体、社会舆论给人的感觉,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内卷相对较轻,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,内卷程度最深最重,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  欧美发达国家内卷不严重,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均GDP、收入水平相对较高,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较为完善;另一方面,阶层基本固化的西方社会,有意识的借助宗教信仰和奶嘴乐项目,让那些在内卷中被边缘化的公民,可以在宗教信仰之中寻求慰藉,或在毒品、赌博、色情行业中得到宣泄满足,精神麻醉,钝化矛盾。

  作为14亿人口的世俗化大国,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对较低,尚属发展中国家,且普遍注重现世幸福,社会内卷可以理解。只是,同处东亚的日本、韩国,都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了,同样卷生卷死,有些不可思议。例如韩国,每年高考季,学弟学妹给参考的学长学姐跪地祝福的名场面,让一些习惯搞宏大仪式的中国县中都甘拜下风。

  而在日本,据纪录片《9060家族》叙述,目前全日本窝在家里啃老,不出门,不社交,不工作,不结婚,彻底躺平的人,已经接近150万。这些啃老族,人生低欲望,生活低品质,他们以躺平之姿退出社会竞争,爱卷不卷,得过且过。

  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的印度人民,天性乐观豁达,且有佛教信仰加持,按说不该内卷,可是,如果看过《起跑线》、《最初的梦想》这些印度电影,就能感受到印度社会内卷的严重程度,尤其中产阶级,不遑多让。

  至于非洲、拉美那些欠发达国家,给人感觉热情奔放,贫穷但快乐。可是,表象之下,是部落之间不时爆发的血腥冲突,是黑帮之间的暴力火并。譬如萨尔瓦多、海地、索马里,这些被恶意满满的特朗普称之为“粪坑”的国家,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,以及国家治理问题,整个社会还停留在低阶内卷阶段,尚没有进化到教育内卷的段位,很多青少年连获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,往往尚未成年就早早成为内战炮灰,或在黑帮厮杀中无声无息死于某条幽暗街巷。

  中国、韩国、印度等国家教育内卷的背后,实则是教育平民化、普及化的巨大进步,让一般家庭都有了参与竞争的社会条件。即使中国,漫长的封建社会中,官学普及度不高,甚至一度被统治阶级垄断,为王公贵族子弟所专享;民间教育主要以私塾形式存在,不成规模,大多数老百姓没有机会参与其中,自然谈不上教育内卷。

  未来中国,能否摆脱教育内卷?

  2010年,两个视频,不该被遗忘。

  一个是2010年4月,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,对着镜头向全世界说了一段话,大意是:如果十多亿中国人都过上澳大利亚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模式,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,地球根本承受不了。

  站在美国优先的角度,奥巴马那一番话说的理直气壮,只是,按照他的这一论调,中国人永远不该过上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品质生活,这种观点,近乎无耻。

  另一个视频,则是在此之前的3月份,彼时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对丁仲礼院士的一个专访,主题《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?》。访谈中,围绕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所引发的争议,丁院士用科学的逻辑与数据,一层层剥开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虚伪画皮。

  丁院士鲜明指出,排放权是发展权,是基本人权,而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,根据IPCC方案,欧美发达国家未来40年人均碳排放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2.3倍。针对IPCC方案,丁仲礼一针见血“不平等条约,在道德上是邪恶的”,并且提出:今后40年的排放中国跟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多,或者从1990年到2050年,中国人均排放量不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的80%,行不行?对此,柴静如是说:“中国是个人口大国,你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了”,丁院士则发出了灵魂拷问:中国人是不是人?

  减排事关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,天然具有道德正义,可是,欧美的减排方案,在正义大旗之下,却满是算计和鸡贼,其实质是以保障发达国家利益为出发点,借以遏制和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。

  根据一般算法,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,算是摸到发达国家门槛,当然,只是初等发达国家;3万美元是中等发达国家门槛,也有观点认为,2——4万美元区间,都算中等发达国家;至于高等发达国家,有说是4万美元,有说是6万美元。

  2022年,中国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,为18万亿美元,居世界第二位,人均为12741美元。中国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,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这意味着到2035年,中国人均GDP大抵要翻一番才行。

  可是,从1.27万美元到2万美元以上,中间隔着的这一万美元左右的增量跨度,几乎是一道天堑鸿沟。青年学者张诚信在《中国难单靠制造业升级“发达”》一文中指出,2021年全球汽车工业增加值约为2万8600亿美元,中国为1万3440亿美元,按自主品牌44.1%的销量占比换算,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为5927亿美元。

  那么,即使中国汽车产业拿下全球汽车产业剩余22673亿美元增加值,除以14亿人口基数,人均GDP只能增加1619美元,加上2021年人均12550美元,也不过14000美元出头。可是,这22673亿美元增加值,如果给一个一亿人口的国家,即使这个国家GDP基数为零,也能一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;如果给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,则这个国家一举进入全球高等发达国家行列。

  2021年,全球制造业增加值16.35万亿美元,中国4.87万亿,占全球29.8%,这个数字接近美国2.56万亿的两倍。即使,中国制造业在2021年实现通吃,其它11.48万亿全部给中国,人均增加8200美元,加上12550美元,也不过2万美元出头,算是勉强跨进中等发达国家区间。

  制造业领域附加值较高的行业,也就剩下集成电路、航空装备、高端机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了,目前中国都在发起冲击。可是,即便中国拿下全部制造业GDP,也才刚刚跨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,事实上,中国如果能拿下全球制造业产能的50%,基本就已达到极限了。由此可见,实现2035远景目标何其艰难。

  问题是,目前中国人均GDP虽然只有发达国家最低门槛的60%,也已经引发了一些“友邦惊诧”与焦虑,不仅是奥巴马。胡锡进在2023年5月22日的一篇微博中提及,德国前驻华大使柯慕贤有一次在使馆宴请他,对他说,中国什么都能生产,什么都能制造了,德国怎么办,欧洲怎么办?他能感受到,那是柯慕贤和德国的最大焦虑。

  所以,焦虑之下的美国,趁中国立足未稳之际,开始全面打压遏制中国,欧美一些国家或明目张胆站队,或态度暧昧骑墙,总之都在下绊子。于此国际形势之下,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,想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中等发达国家水平,即使考虑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在内,难度系数也堪称地狱级,但是,为了民族未来和人民福祉,坚持做困难的事,正是这个国家的伟大所在。

  最近几年,社会内卷蔓延,本质上是增量空间变小,具体到个体直观感受,就是就业创业形势愈发严峻,挣钱越来越难。就业方面,内卷主要集中在高薪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供给短缺,而一般生产性岗位、一般生产性企业,招工困难仍然存在。

  整体而言,中国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,高薪高端岗位已经趋于饱和。譬如平台型科技企业,马云18人团队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,根据财报,截至2022年12月31日,员工数为239740人;华为,1987年初创时,20人小企业,1999年15000名员工,截至2022年底,员工数为20.7万人;腾讯,1998年年底成立,2002年,员工人数达到200多,2022年第四季度,员工数为108436;小米,2010年4月创立,据说成立第一年只有91位员工,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,拥有 32500多名员工。

  单是以上4家企业,自2000年以来,就提供了超过5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。可以说,2000年以来的20余年时间,国内科技型企业、金融行业等领域,就为大学生提供了数百万增量高薪岗位。可是,由于国际形势变化,宏观经济增长趋缓,平台型科技企业、金融业等都遭遇发展瓶颈,如果未来中国不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实现大突破,不能打通顶级工业产业链任督二脉,发展的增量空间打不开,那么,中国很难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社会内卷可能愈演愈烈。

  如果在未来十数年,中国在半导体、民用航空装备、高端机床、汽车制造、人工智能等领域,都能出现两三个华为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,那么,未来20年再创造出百万量级的高端就业岗位,兼之关联的产业链企业优质岗位大增,社会内卷就能较大缓解。

  广州学者苏奎在《“孔乙己”就业难,这是个世界性问题,也是个发展问题》一文中指出: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所谓的发展黄金期,1933-1934年间毕业的大学(专)学生仅15216人,如此小规模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,偌大中国竟然无法安置。苏奎认为,青年人就业难是一个世界现象,其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,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,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一规律的约束。

  5月27日台湾大学2023年毕业典礼上,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,最后有这样一段话:现在的AI时代,你们将创造什么?无论是什么,像我们一样全力以赴去追求它,跑吧!不要慢慢走。不论是为了食物而奔跑,或不被他人当做食物而奔跑。

  无论如何,都要保持奔跑。黄仁勋的这一表达,很硬核,很狼性,似乎不太契合台湾社会的小确幸氛围,但是,作为一个世界级企业的掌舵者,一个商海搏击数十年的商业领袖,他说出了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,竞争和内卷无处不在,保持奔跑才是正确姿势。

  教育内卷不过是社会内卷的一种溢出,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,中国不是例外。特别是,中国面临更严峻的产业发展挑战,更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,在可预见的未来,中国都将处于过坎爬坡之中,滚石上山,极其艰难,所以,社会内卷还将长期存在,至少,2035目标达成之前,不要抱有太多幻想。

  追寻理想国,遵循世界观

  导演郭帆团队在拍摄《流浪地球2》时,整出了10多万字的世界观文件,其中,关于教育主要有两章。

  一章关于义务教育。设定在“流浪地球”时期,大多数人都服务于政府划定分配的工作岗位,因此教育以职业培训为主。实行七年制义务教育,四年的小学和三年职业培训。

  一章关于高等教育。“流浪地球”时期,大学培养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。前者成为政府成员,或管理工厂与机构,后者留在大学里继续科学研究工作。通常能进入大学的都是七年义务教育中表现顶尖的人才。大学又分为普通院校和军校两大类,普通院校只有政法、工程、农业、文艺、自动化、医学和科学理论研究七个专业。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上,艺术、哲学等相关领域则压缩到最少。

  郭帆团队关于“流浪地球”的教育观设定,可能入不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法眼,因为,在他们看来,“流浪地球”的教育观,必然是功利性太强,社会属性太强,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,压抑天性和个性,是不符合成长规律的,是把人工具化的落后的教育观。

  现在有些专家,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,动辄批判中国教育,填鸭式、刷题机器、缺乏批判性思维、不利于培养创造力等等,对欧美教育、尤其芬兰丹麦十分推崇。的确,芬兰丹麦等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,确有可取之处,只是,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大不相同,岂能邯郸学步?

  笔者在《小问题与大逻辑,中国基础教育治理之思考》(以下简称《小问题》)一文中,论及芬兰教育,就曾指出:芬兰教育虽好,但在未来一段时间,除个别区域的探索性实践之外,整体而言,中国不宜照抄照搬全盘“芬化”。因为:

  其一,发展阶段不同。芬兰是发达经济体,2018 年人均 GDP 约 50000 美元,位居世界第 15 位;中国 9600 美元,芬兰是中国的 5.2 倍。5.2 倍的人均GDP 背后,意味着芬兰国民更高的薪资收入,更好的福利保障,更完备的社会资源供给。而中国,迄今为止,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生存发展压力巨大。这种压力是系统性的、全方位的,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,不可能阻断这种输入型压力传导,自我隔绝于社会之外,独善其身。

  其二,外部环境不同。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,在意识形态方面,与西方大国没有大的矛盾分歧。再者,芬兰国土面积 33.8 万平方公里,是中国的 1/28,人口 550 万,是中国的1/252,国家体量小,产业规模有限,缺乏战略纵深,不会对欧美大国构成威胁,不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。中国不同,一方面意识形态和西方存在较大差异;另一方面,不论物理规模还是经济体量,都大到让西方国家无法忽略,特别是近年来,在产业、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力,更是让西方寝食难安。这样的外部环境,注定当下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,具体到教育领域,也决不可能轻松随意。

  其三,国家追求不同。作为一个小国,芬兰自有其局限性,在世界政治舞台上,它更多是一个追随者,很难成为引领者。可是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,必然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。而且, 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这些宏图大志,都是小国芬兰可望而不可即的。大国崛起,滚石上山,在这一伟大征程中,全社会都要迎难而上,中国教育,也注定要咬紧牙关。

  在一些学者眼里,教育体系是可以独立于经济社会运行的,他们强调教育的独立性,却忽略了教育的历史性,忘记了教育属于上层建筑,而上层建筑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。教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系统的子系统,内置于社会系统之中,并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相匹配相兼容。不可否认,中国教育问题很多,需要改进提升,可是整体而言,其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,基本是适配的。

  有些人谈论教育,往往是主观设定了一个理想国度,然后讨论完美教育。这个国度里,经济高度发达,且没有国际竞争压力;这个国度里,教育资源是应有尽有的;这个国度里,人人财务自由,不存在就业问题、生活问题;这个国度里,教育因材施教社会人尽其才。那么,这个完美国度,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吗?

  很多教育理念看上去很美,实则空中楼阁,悬空搭建。笔者一直认为,教育可以追寻理想国,教育更应遵循世界观,一如“流浪地球”所设定的世界观里,教育架构和彼时人类所遭遇的危机状态是对应匹配的。是故,我们需要明白一点,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2035年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,社会内卷还将继续存在,教育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,但是,必须稳中求进。

  笔者在《小问题》一文中,表明: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治理,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和国情社情,自行其是。罔顾发展阶段、历史纵深和地缘政治格局,不考虑国家的实力财力,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,不切实际生搬硬套,人为拔高国民对于现阶段教育模式的期许,都属自欺欺人,结果可能适得其反。

  星辰大海

  2023年5月30日上午,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一飞冲天。

  被网友戏谑为“小镇做题家”的北航教授桂海潮,作为参与此次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之一,一起上天了。

  2022年,“小镇做题家”这一概念,被豆瓣“985废物引进计划”小组编排出来,主要是指部分出身农村或小镇的名校学子,缺乏社会资源和综合素质,进入学校后,因为家境、社交能力、英语口语等原因,在城市同学面前慢慢丧失了信心,变得自卑脆弱。

  这个词组,最初不过是表达了一份自嘲、少许颓废而已,却被一些媒体、学者如获至宝,成为他们批评中国教育的一个由头,一个证据。此次桂海潮成功飞天,有网友如是评价:他给小镇做题家打了一个翻身仗。笔者认为,桂海潮是不会在乎“小镇做题家”这个称谓的,因为像他这样代表人类文明奔向星辰大海的人,和那些嘲讽“小镇做题家”的人,不在一个维度。

  桂海潮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,自然参加过无数次考试,求学路上也必然主动或被动的内卷过。而今,一飞冲天的他被赞扬被推崇,这背后固然有其个人努力在内,可是,更多还是这个崛起的大国给了他这样的人生高度和机遇平台,正如一位长者所言:一个人的命运,当然要靠自我奋斗,但是,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。

  中国社会改革发展都已进入深水期,经济增速减缓让社会内卷有所加剧,不过,一个奋进在伟大复兴征途上的民族,未来一定能够承载起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。关键是,作为个体的我们,不颓废,不躺平,躬身入局,与砥砺奋进的国家同频共振,努力奔跑。很多困难时刻,咬紧牙关熬一熬,终会柳暗花明。

  其实,桂海潮的星辰大海之旅,也预示着人类文明转型升级的光明大道,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勃勃雄心。这份雄心,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窥斑见豹,第一件事社会关注度比较高,那就是中国制定了航天强国建设路线图,2030年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,2045年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;第二件,不显山不露水,可是,它比第一件事更为重要,那就是可控核聚变发展。

  人类文明打怪晋级之路,也是能源开发利用升级之路,从钻木取火,到蒸汽轮机,到电力和内燃机,再到核裂变,人类所掌握和使用的能源量级是指数级增长的,但是,核裂变之后,人类的能源开发似乎碰到了玻璃壁垒,长期原地打转。如果可控核聚变实现突破,那么,人类就打开了无尽能源之门,进入到能源自由之境。

  可控核聚变是人类文明的奇点。未来100年,如果可控核聚变技术成熟,再叠加人工智能、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突飞猛进,各种生态化反,势必推动生产力出现革命性爆发,那时的人类就有望摆脱物质资源束缚,实现GDP自由,从而拿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入场券。

  能源自由,必将引发生产力格局出现颠覆性变化,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,当然需要同步升级,以与之适配兼容。那时,人类文明就会在全新的生产力基础之上,进行系统性重构重塑,一如丁仲礼院士在采访中所希望的那样,一种更具包容性、更具弹性的文明,就会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地平线上。

  尤为关键的是,可控核聚变将使星际航行得以实现,人类可能就此走出太阳系、银河系,走向更深远的宇宙,成为跨星际文明,既能在不同星际之间自由迁徙,也能实现物质资源跨星际配置。可以预测,一旦成为跨星际文明,人类的科学视野极有可能穿越物理学的黄昏,在基础理论方面,取得继经典力学、相对论、量子力学之后的创世级突破,进一步助推人类文明成为更高等级的宇宙文明。

  作为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,在航天、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长远规划与巨大投入,是奉行长期主义的东方文明智慧所在,也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国担当。航天强国的具体实践,将为中国不断积累星际探索经验,同时推进人才梯队建设,一旦可控核聚变取得实质性突破,星际航行各项准备工作可能也已基本就绪。或许,那时的中国,将是第一个实现人类登上火星的国家,第一个实现载人飞出太阳系的国家,追求天下大同的东方文明终将是人类之光。

  不过,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点,星辰大海固然美好,可是,航天事业发展、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突破,都是需要天量资金投入的,没有GDP、综合国力以及完备工业体系支撑,一切都是纸上画饼。所以,2035目标的实现,至为重要,因为,一个徘徊在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边缘的国家,是难以持续推进这些宏大叙事的。

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可以预见,2035年之前,中国社会的内卷问题很难有质的改变,整个国家仍要奋发图强,全社会都要做好困难准备,教育体系则要为国家培养更多桂海潮这样的东方之子。相信在2035目标实现之后,中国形成以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,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更加完善,内卷自然趋于缓和,与之对应的教育模式也可以适时调整。那时,当下所推崇的欧美教育理念,就具备了在中华大地整体传播落地、生根发芽的可行性。在此之前,教育体系的修修补补,技术性调整,都是治标之策,化解内卷作用有限。

  值得期待的是,当人类实现能源自由,成为跨星际文明之后,全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架构中,教育或许可以不再功利,回归本真和纯粹,学校尽可以因材施教,个体尽可以学你所爱,因为,摆脱了物质束缚的人类,已然是一个全新的宇宙物种。

  或许,那时的人类,又会遭遇其它问题,诸如刘慈欣在《三体》小说中的困境推演,而教育同样不能例外。但是,相信人类一定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,因为,智慧是人类最大的底气。

  文章作者:教育研究者 陆建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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